近期，“丹青芊卉——华南植物科学画展”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盆景园开展。呈现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华南植物园邓盈丰（已故）、余汉平、余峰三位著名植物科学画家的36幅佳作，画面上栩栩如生的植物形象和科学严谨的造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植物科学画起源于16世纪前后，至今仍备受西方人喜爱，在拍卖市场上屡有现身。中国植物科学画在鼎盛时期，创作者也曾达到几百人之众，而今天，这一队伍已缩减至十几人。借展览之机，记者造访了植物科学画家余峰、植物学专家陈忠毅及策展人张林海等，对这一跨学科特殊画种探个究竟。

　　历史

　　地理大发现催生图谱热

　　皇后花园造就“玫瑰使者”

　　在植物学界，发表植物新种，就必须为其绘制标准像，提供一个“身份证”是科学界不可动摇的传统，其源起可以追溯到地理大发现时代。

　　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科学画师孙英宝介绍，1542年，德国的法奇出版了《新草药手册》，这是第一部系统描述药用植物并对其进行科学命名的著作，在整个花卉图谱的发展史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欧洲出现了一大批拥有雄厚资产的植物采集家、探险家、博物学家和园艺学家等，他们树立起搜尽全球物种的勃勃野心。由于失去生命的标本很快就会干枯变形，丧失鲜活的状态，为了能够更加忠实地描绘这些未知物种的模样，探险队逐渐开始聘请专业的画师随行。不久，就陆续涌现出大批花卉图谱著作，使得整个西方卷入了持续数百年之久的图谱阅读热潮。图谱中那些制作精美、描绘生动的花卉图，是对地球上各种新奇物种的系统整理和再现。随着植物学研究的不断发展，科学绘画也从简单的物种外形描绘，逐渐重视、增加了对局部器官特征的展现。

　　到了18~19世纪，西方植物科学画的作品数量达到巅峰，名家辈出。当中最出名的是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1759~1840)。他为卢梭的《植物学通信》制作了65幅精美插图，后来还成为法国皇后约瑟芬的专职画师。在皇后的花园中，他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奇花异草，特别是种类繁多的蔷薇属植物。雷杜德一生为50多部植物学著作创作插图，共绘画了2100幅图，涉及1800个不同种类。其中尤以百合类和蔷薇类植物最为出名，被时人誉为“玫瑰使者”。

　　而在中国，直到清朝末年才出现第一个以西方科学绘画的手法来描绘生物物种的人——冯澄如。冯澄如1843年在江苏宜兴芳桥后村创办“江南美专”，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科学绘图师，并且是以植物绘画为主业。甚至，在广东外销画上，也出现了岭南佳果荔枝、龙眼等。

　　艰辛

　　翻山越岭寻奇花

　　最美时刻在笔下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的时刻？”诗人席慕蓉曾这样表述过，而植物科学画师们，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为花木留驻最美的时刻。

　　张林海告诉记者，为了给大果木莲绘制“身份证”，植物学家和植物科学画师们曾历不少艰辛。大果木莲真正被人类认识是在1951年，是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先生和郑万钧教授在云南边陲的山区发现的。不过，当时的标本中只有果实，在以后的三十年里，人们一直未见其花。为了采到这种花朵的第一手资料，兰科专家刘玉壶教授1982年再次踏上了中越边境云南文山州西畴县的土地，穿过崎岖的山路，终于找到一棵盛开鲜花的大树。一位护送他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徒手爬上几十米高的树顶，采下大果木莲花作为标本。之后，植物画家邓盈丰，将这朵花最美的时刻永远地凝固在纸上——红黄层叠的花瓣、翠绿挺括的树叶、褐色成熟的果实，还有含苞待放的花蕾，组成了一幅精美的画面，在一片垂直向下打开的花瓣中心和瓣尖，还滚动着两颗晶莹的水滴。

　　如今，刘玉壶、邓盈丰都已经仙逝。但华南植物研究所原副所长陈忠毅，1982年曾与他们同往云南考察，很清楚其中的艰苦。“当时一天的差旅费就几毛钱，有时还要住在马厩里。密林中有很多山蚂蟥，忽的一下就钻进手臂里了。”

　　植物科学画家有时也要随队到现场作画，因为很多野生物种不容易引种。姜科类中的象牙参也是邓盈丰在云南画的，就是因为没法引入种植。黄花大包姜是陈忠毅与同事们在鼎湖山发现的新种，由于长在湿度特别大的石壁下，他采过几次种，但到现在植物园都没能养成。为了给其“画像”，陈忠毅拿了带花蕾的种回来，放在够冷够湿的冰箱中培养，开花以后才让余峰画。

　　当然，像华南植物园的姜园里，已经引种了很多姜科类植物，植物科学画师们并不需要每次都随队到野外作业。不过，姜园中花蚊子特别多，花开的时候，每天都得守着，也是相当辛苦的。另外，由于植物科学画必须有花有叶有果全套齐全，画完某一部分，可能要等来年才能画另一部分，一幅作品，常常要历经一两年才能完成。譬如见到余峰时，她正在画沉香树的枝叶和果子，花就只能等明年了。“沉香树长得很高，花和果都不容易见到，几天前折下了刚刚结果的一枝，赶快带回家里养在水中，由于果实容易爆，所以要先画出来。”余峰说。

　　特色

　　“戴着镣铐跳舞”？

　　立足科学追求精美

　　更困难的还在于植物科学画要兼顾艺术性和科学性。按照孙英宝的总结，科学性包含植物学、植物形态学、植物解剖学、植物细胞学等与植物学相关的学科内容；艺术性包含构图学、素描学、色彩学、透视学及写生等与艺术相关的学科内容。

　　余峰告诉记者，绘制的时候，一定要将花的唇瓣取出来放大，看雄蕊雌蕊是怎样的形态、造型。因此，工作室里有一两台解剖镜，大家要一边看一边画。同时，绘制彩图必须考虑颜色与实物相一致，所以晚上是不能画的，因为白天光源从窗户这边来，晚上开灯光源又从那边来，会有色差。

　　另外，科学性跟艺术性确实是有冲突的。绘制植物科学画必须一丝不苟，雄蕊多一根少一根都不行，要完全忠于植物本身。“这就像是戴着镣铐跳舞，能否在科学性的基础上再绘制得更精美一些，就靠个人的艺术修养了。”譬如画沉香树，余峰会先把果子排布好，接着画上枝条，再画互生的叶子。叶子为了吸收阳光，基本都是向上的，如果没有美术基础，只是一片片呆板地画出来，就会缺乏艺术感觉；有了美术基础，就可以在充分理解植物学的基础上排兵布阵，让叶片看起来繁而不乱。另外，叶子的前端嫩一点，后端老一点，色彩要有变化。有亮光的地方，没有亮光的地方如何接合，也必须花功夫去研究，否则会显得很单调。

　　余峰说，她是经过了四五年的训练以后，才自觉上手的。现在她已经画了三十多年，完成的作品恐怕有两千幅了，拿起来早已成竹在胸。她创作的《皱叶山姜》、《雅致兜兰》、《鹤望兰》等，每每让观者赞叹不已。

　　余峰表示，在植物科学画上，华南植物研究所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譬如特别重视表现对象的质感。“像草豆蔻，以前有的人画，会将其果子画得看起来滑溜溜的。其实，它的果子带很多刺毛，我们会利用高光的变化，将这种凸起感表现出来。”

　　另外，华南植物研究所的画师们绘制发表新物种时的标配“身份证”——黑白图，主要是用钢笔来画，跟北京、云南等其他研究所用毛笔勾画也不同。“我个人觉得用钢笔画比较挺劲、有力度，能够更好地表达对象的质感。钢笔笔头虽然不像毛笔有中锋、侧锋之分，但同样可以靠调整运笔产生粗细，画出花叶线条的变化效果。”

　　困境

　　价值有待国人认知

　　尽管植物科学画看起来很美，但在摄影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仍然有人会质疑其价值，因为摄影比严苛的绘画要省事、快捷得多，也更加真实。

　　但在植物科学画师们看来，没有一张照片可以容纳一种植物的全部信息，而科学绘画却能够将不同进程中的植物形态惟妙惟肖地展现在一个画面上，并进行提纯和艺术化处理。譬如叶片摄影只能按照原样拍下来，但画画可以让叶子翻动，在一个叶片上同时将其背面也展现出来。

　　因此，在西方，植物科学画收藏热潮长盛不衰。譬如荷兰传奇女插画师玛丽亚·梅里安18世纪初出版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记录了她1699年到1701年在南美苏里南观察并绘制的蝶类和植物。这些图谱一经出版，就在科学界和艺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无论图谱本身，还是她早期的画作，都让收藏家们为之疯狂，其追逐者甚至包括欧洲多国的皇室成员。如今她的很多作品被保留在圣彼得堡，盖因彼得大帝曾经收藏过。

　　今天，无论是西方上流阶层还是普通家庭，对植物科学画也依然存在大量的需求。因为它们时常出现于中小学课本上，带有“怀旧”和“童年”的意味。但在国内，由于过去不重视版权，很多作品给了出版社以后就有去无回了，或者被当废纸处理掉，或者束之高阁落满灰尘。

　　能查到的一两次国内植物科学画拍卖记录，也是相当“惨淡”的。譬如2010年，在北京德宝迎春古籍文献拍卖会上，一摞近200幅的植物科学绘画，“每幅皆标明植物的名称、拉丁学名、科名、属名”，最终仅以1.1万元落槌。

　　像北京植物园里的公园小店售卖一些18世纪欧洲手绘植物图稿的复制品，以及孙英宝绘制的攀枝花苏铁、新疆云杉等的复制品，价格不高，但据店主介绍，买的通常是西方人，尽管画框带回国很麻烦，他们也会一下子买很多。

　　不过，余峰仍然相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大自然兴趣的提升，植物科学画会日益受到欢迎和重视。“这次在深圳仙湖的展览，就挺让我惊喜的，竟然有这么多观众到场参观，而且很多小朋友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来源：广州日报）

余峰绘《鹤望兰》